裕廊工业园模式解读|推动新加坡经济腾飞的强力“引擎”

前言：20世纪末，苏州工业区的迅速崛起，使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在国内声名鹊起，其产业运营模式争相成为国内经开区与高新区的参照对象。一站式产业服务、“粮草未动，规划先行”、遍及全球的品牌输出与招商体系等，都成为裕廊工业区优点的代名词。

方升（园区大会）认为，裕廊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一次的产业转型和园区方略的制定，背后都存在深刻而复杂的经济、外交、社会背景。裕廊这些特点与新加坡现实国情密切相关。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格迥异，苏州模式、深圳模式互有长短。想要借鉴裕廊，首先应细致了解园区的前世今生，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学的，又有哪些是中国人要避而远之的。

1950S与现代新加坡

裕廊工业区今昔对比

新加坡经济危机

独立初期

20世纪上半叶，大英帝国治下的新加坡仅是作为转口贸易港存在。转口贸易占据到GDP的80-85%。为维系港口经济、谋取巨额利润，英国又在当地雇佣了70-75%的劳动力，导致区域经济结构长期以来单一畸形。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时，又被迫脱离马来西亚，骤然缩小，原料供应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工业水平严重滞后，以建筑业与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仅占GDP的17%左右。整个社会面临着失业、贫困、房荒等一系列问题。

根据表中所示，新加坡GDP总量、人均GDP在世界上都相对偏低，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政府高层从英国人手中得到的，完全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注：1960的中国是3年困难时期，大陆经济结构偏向重工业、国防兵器，对标亚非拉落后国家意义不大）。

失业危机

1959年，新加坡失业率为14%，将近20万人。曾经的主业——转口贸易、银行业、金融业前景黯淡。李光耀也曾提到：“我们从1959年次执政开始，便一直扛着失业问题的包袱――那么多的年轻人在寻找工作，却没有工作可以应付他们的需求”。

住房危机

1959年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时，新加坡约25万人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约30万人居住在棚户区。在新加坡改良信托局存在的32年中，共建造23000个单位的住房，但只为8.8%的居民解决了住房问题。大多数人居住环境既不符合卫生标准，也容易发生火灾。

1959年新加坡反殖民斗争的胜利，却未触及大英帝国时代更深层的社会矛盾冲突。“穷则思变”，在这种形势下,新加坡政府及时调整战略，并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农业等于经济自杀。国家“要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推行工业化”，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

裕廊工业园规划蓝图

产业载体

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裕廊，为了解决普遍的失业问题、切实带动国民经济产值提升，新加坡政府抓住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的潮流，选择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任何企业当时都受到新加坡政府的欢迎，其中包括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玩具、纺织品厂家、本地植物油、蚊香的生产者，以及汽车、收音机、电器组装、电子零部件等产业。

注：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3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对其国内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德国等地区。美国则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加坡及时抓住了本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制定了引进国际资本和跨国企业的战略规划。

园区载体

裕廊工业区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导向，园区自然是以简单的厂房和仓库为主，重点提供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低技术产业所需的平整土地。除此之外，裕廊在当时还要承担解决住房问题的责任。对成千上万盼望居所的新加坡国民而言，裕廊工业区就是一个全新的住宅小区。

住宅建设

因此，为保障就业与居住的平衡问题，政府有意识地将产业集中到特定的区域内。园区初被规划构想为：海岸线用于发展临海重工业。紧邻重工业区域发展一般工业和轻工业，在轻工业背后再发展居住区。工业区和居住区是相对分开的。在工业区周边规划了住宅和生活设施，也有效减少工业污染对国民生活的影响。

土地管理

现在的裕廊工业区有60多平方公里，对地狭人稠的新加坡来说，可谓寸土寸金。但在园区发轫之初，综合启动区的建设面积仅14.5平方公里，而且土地荒凉，征用费低廉，基本不用考虑居民迁移问题。同时，那一带临海，多山丘、沼泽，平整土地容易进行，为日后由综合启动区延伸到整个综合产业区的转型升级，留下了足够的拓展空间。

初的裕廊启动区

新加坡土地有限，产业用地供应主要通过国有土地和厂房租赁两种方式。土地租赁期一般是3O年，期满后可再续租3O年;厂房租赁是把裕廊镇管理局开发的标准厂房租赁给企业，长也只有60年，租赁期满后厂房无偿归裕廊镇管理局所有。这种灵活的供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土地的闲置。（在以后裕廊产业转型升级的文章中会有重点提及）

方升（园区大会）认为，国内经开区、高新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过分贪求数据层面的高大尚，不仅与后期实际的招商引资能力脱节，导致出现土地低效利用的现象，更没能真正替园区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准备足够的预留地。

裕廊建设中的困局

裕廊工业区的规划一直为世界所称道，可实践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儿。90年代的苏州工业区建设一举成功，那好歹也有改革开放20多年的积累。但60年代的新加坡一无开发经验，二无国际地位，三无财政基础，想将蓝图变为现实，是要花费一番周折的。

产城融合

新加坡裕廊在产城融合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世所共知。但其实，裕廊工业区作为东亚家产业园区，也不见得上手就有非常清晰的产城融合规划理念。裕廊工业区有住房规划早期主要是考虑为“天下寒士”提供栖身之所，并非完全是我们臆想中的新加坡人在产业地产领域多么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到半个世纪之后。

而且建设之初的裕廊由于生活条件落后，工人不愿在那安家落户，每日靠班车接送（与中国内地潮汐现象的开发区无甚区别）。1965年，新加坡政府下令在通往裕廊的公路设收费站，接送工人的班车每月收费50新元。这做法激怒了工会，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也担心吓跑投资商。事实却恰恰相反，从这时起，雇主开始支付工人的住房津贴，鼓励工人在裕廊工业区定居。在收费站的基础之上，裕廊工业区一跃成为裕廊镇。

以产城融合著称的裕廊尚且犯过留不住人的错误，国内园区在规划之时，更应该注意自身配套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收费站这样的小细节千万不要随意轻视。

外界质疑

鉴于新加坡在制造业、1950年代的劳工动乱、以及从零开始建设工业园区的高投资成本方面缺乏记录，人们很快就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产生了许多怀疑，部分人认为裕廊的工业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甚至发出“哦，蠢货”这类粗俗的评价。1963年，当工业地产准备生产时，国内外投资者包括当地的商人，仍然不确定裕廊的可行性。

裕廊工业区的招商引资能力是外界质疑声的直接受害者。园区运营商为此采取了许多的激励措施，例如推行“基础设施先行”战略、通过先锋工业计划实施的税收激励、以及承诺建立有利的劳资关系，对投资商采取提供贷款、享受统一税收等优惠政策。

在采取激励措施的过程中，为将新加坡打造成吸引国际投资者的乐土，真正留住西方导入的产业，追逐取悦国际资本从新加坡立国天起就被设定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鉴于裕廊促进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新加坡无奈对跨国公司剥削本国民众进行了一定的妥协。针对这一问题，李光耀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

品牌宣传

同时，为进一步鼓励投资者，裕廊工业区开始注重园区的品牌宣传。谈到品宣，反映似乎是21世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但新加坡国微言轻，反而使其及早意识到：一座的产业园区除了实打实的“促进产业发展”之外，更要塑造出自身的正面形象。”

裕廊工业区为让世界了解其商业开放的性质；特意安排每周开设几家工厂，确保媒体对裕廊和新进投资者的广泛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为保证报道的持续性，竟然出现3个月内每天进行一次工厂开业典礼的景象。如此连番轰炸，裕廊工业区或多或少在国内外投资者心中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吸引企业家纷至沓来。品宣有时还真是园区招商的一大决定性因素。

方升（园区大会）认为，裕廊工业区在国内外尽皆不利的情况之下，通过基础建设、品牌宣传、税收优惠等方式，摆脱外界种种非议，促进产业发展、拉动区域经济，值得中国内地那些仍为“空城计”苦恼的经开区好好研习一阵。

裕廊工业园的成就

经济发动机

裕廊工业区在1961-1968年的起步阶段，园区规划等各方面尚不完备，仅有150多家企业入驻，而且大多是本国资本。作为当时新加坡主推的工业载体项目，裕廊由于产业的匮乏，导致60年代的新加坡，经济增速总体上较为缓慢。

1968年后，园区各方面运营措施逐渐到位，新加坡吸引到了美国、日本、欧盟（当时称为欧共体）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德州仪器、国民半导体、惠普、通用电器、美占制药和罗莱照相机等公司进入裕廊工业区，并在新加坡当地形成了工业集群。在国外投资者的推动下，10年时间里，新加坡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每年超过10％。

全民就业

裕廊工业区在1963到1965年间，增加了大约1万个工作岗位。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平均每年增加1.5万个工作岗位。到1970年代末，新加坡失业率从1965年10%下降到3.3%；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1965年15%上升到27%。作为新加坡政府来说，裕廊工业区的成功建设，首先摆脱了失业这一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为接下来的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具有定所

前文已提到，裕廊工业区通过产城融合、基础建设一系列措施，有效解决了区域内员工的住房安家。方升（园区大会）在此，顺便提一下新加坡的房屋保障制度。在中国，有“房住不炒”、“房价调控”之说。而在60年代的新加坡，政府也及早意识到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廉价房屋，对国计民生有着非同凡响的重大意义。

房屋规划方面，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使 90%人口居住在公共房屋中，10%人口居住在私有房屋中。为鼓励人居民拥有自己的组屋，建屋发展局在1964年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Home Ownership Scheme）。

该计划是非营利性的，为确保顺利达成目标，鼓励居民购买租住组屋，新加坡政府颁布法令授权建屋发展局依法征用土地，并通过提供低息贷款，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1968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允许国民用公积金购买组屋。到1970年，有超过半数的人口住进了组屋。

作为赢得选民的重要措施，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组屋的物业管理，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着重解决屋荒，70年代加强环境建设，80年代致力建筑多元化和管理人性化，90年代强化社区整体布局，现在，新加坡又将完善的社区管理提升到建设文明国家、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

未来隐患

殖民地时代，单一畸形的转口贸易使新加坡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当地经济深受国际市场及国际资本的波动影响。到了60年代，裕廊工业区的顺利建设、西方产业的大幅导入，似乎让新加坡扎下了牢固的经济根基，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但方升（园区大会）认为，裕廊工业区在起步之初，并未真正触及新加坡依赖外资的本质。

裕廊工业区是招商引资的大师，但绝非促进民族工业的优者。在新加坡，资本以直接外国投资形式进入，而在制成品出口方面几乎完全被跨国公司支配。目前，驻扎在新的跨国公司超过2.5万家，有1万家以上来自北美、欧盟和日本。外资占据了新加坡经济产值的半壁江山。譬如，的纬壹科技城启奥园，内部的宝洁公司、阿斯利康、拜耳先灵医药，无一例外，核心技术、企业产权，尽操欧美大国之手。（此处以后会有详细论述）

新加坡是南洋小国，与中国、欧美关系融洽，可以不计较“核心技术握于谁手”。但中国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泱泱大国，2018年初的中美贸易战已证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绝无任何假手他人的可能性。国内区域开发在借鉴新加坡裕廊模式过程中，应千万注意，不要照葫芦画瓢，被招大引强带来的高GDP所迷惑，随便将新加坡的外资依赖症也学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