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神州、高瓴密集布局外高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第二极”崛起

　　百济神州、高瓴密集布局外高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第二极”崛起

　　成立十年之后，百济神州在上海启用了第二个医药研发中心。

　　外高桥生物医药产业园揭牌暨百济神州上海医药研发中心启用仪式近日在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举行。

　　生物医药产业园大潮

　　此次同时落地的还有百济神州-阿特蒙医院研发合作项目、高瓴创投医疗器械园项目、高博产业转化研究院、驯鹿投资细胞治疗技术产业园项目、瓴路药业项目、复旦科技园创新中心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欧邻科蛋白组学技术项目、鼎新基因等9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

　　园区挂牌仪式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保税区管理局与高瓴资本正式签约，双方将共同为企业配置资源，搭建生物医药生态体系，进一步推进以拥有药品临床试验机构（GCP）备案的医疗机构为核心、研发为路径、商业化生产跟进、金融资本支撑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建设。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保税区管理局副局长陈彦峰表示，外高桥生物医药产业园揭牌暨百济神州上海医药研发中心启用是推动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极，增创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力迈出的重要一步。

　　百济神州上海医药研发中心的开业，以及高博医疗、U-Lab等一批高质量平台项目的入驻，将带动生物医药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向区域集聚。

　　外高桥生物医药产业园也是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规划面积2平方公里，在创新研发、产业化、改革试点、产学研医合作等方面享有政策支持，园区重点发展创新药物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转化制造产业链。

　　2019年，保税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实现经营收入2000亿元，贡献税务部门税收超百亿，全国1/3的进口药品和1/4的进口医疗器械源自于此。

　　据悉，保税区域生物医药类企业在产业、贸易便利化、财税、创新类项目、专项资金等多个方面享有支持政策。同时，区域积极做实“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发挥超大规模的优势，打造全新产业发展模式及产业上下游合作格局，建立了“引进来”“走出去”的双通道。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是近年来各地政府看重的、大力扶持的产业园区方向之一。

　　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具备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附加值、长周期、多学科交叉等特征的生物医药产业备受关注。当前，园区不仅在人才聚集、技术集成、资金融合、成果转化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同时也深度契合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冠疫情正在从各方各面冲击和改变中国医药产业的市场格局；全国各地为了应对疫情所带来的的风险，全面调动本地生物医药产能和物资来满足需求。后疫情时代，公卫体系、创新药物、物资调配等医药健康产业配备将更加成为城市建设能力的重要一环。

　　根据国家科技部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2019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及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园区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约1.82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了0.26万亿元，2017和2018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8.88%和16.95%。根据往年调查结果，所接受调研园区生物医药产业总值约占全国生物医药产业总量40%。据此估算，2018年全国生物医药产业总量约为4.55万亿元，约占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5%。

　　调研园区2018年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占园区产业总量的比重从2016年的18.39%增加到了20.17%，特别是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猛，占高新区产值总量的比重从2016年的21.74%上升至2018年的23.58%，逐渐成为园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其中，所调研的高新区和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分别为1.48万亿元和0.27万亿元，占各园区产业总量的比例分别为24.58%和10.3%，不论是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规模还是生物医药产业的园区产值占比在近三年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三大区域产业聚集明显，主要体现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集聚化发展，但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具体来说，2018年东部沿海省份生物园区产业总产值占调研园区总产值的75.34%。

　　中关村、上海张江、苏州工业园区等为梯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综合竞争力、技术竞争力均位列；上海张江高新区竞争力位列，产业、环境和技术实力强劲；苏州工业园区的产业竞争力位列；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人才竞争力位列；深圳高新区的环境竞争力位列。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国家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变压器”，促进稳就业、稳增长的“稳定器”。从创新孵化、产业基金到联盟，生物医药产业园越来越成长为中国医药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创新药企来说，在合适的时机找对适合的园区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加速器。麦肯锡在近期发布的《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中国医药行业格局》中称，随着经济复苏而引发的投资增长预期以及随之出台的支持性政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关注领域和机会。医药公司当前的紧迫任务是缓解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为恢复常态后的市场变革做好准备。

　　下一个十年

　　在政府大力扶持生物医药的背景下，开启新研发中心对于百济神州来说也是开启新的研发征程。

　　2010年，百济神州在北京建立小分子研究中心，2011年建立研发中心，启动小分子开发项目，团队成员扩张至100人以上。

　　“在北京昌平的是我们早的研发楼，百济在那个生命科学园里，加在一起有8层楼，北京研发中心总面积应该达到17000-18000平方米左右。”百济神州副总裁、全球研究和亚太临床开发负责人汪来在对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启用的上海研发中心一共4层，约7000平方米。

　　为什么来到上海？“在昌平，可能再进一步的从临床前研发的扩展来说还是有些局限——主要在于招人，我们做的一些调研显示，国内70%左右做生物药的人才在上海。外高桥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汪来表示，定位上，昌平会聚焦抗体类和小分子药物研发，上海研发中心会聚焦在生物医药研发，“主要是抗体类药物，单抗、双抗、ADC等之类都会在上海。目前百济神州的临床前研发大概400人左右，到明年这个时候会扩至约750人，大概可以做20多个临床前项目。到那时候我们会把临床前布局分成四块，一是实体肿瘤靶点药物，二是血液肿瘤靶点药物，三是肿瘤免疫，四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炎症，每一块差不多25%的比重。”

　　在国内创新药企中，百济神州以高研发投入“”，也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

　　对于研发投入和产出的效率，汪来认为，“过去十年，我们自己的临床前团队一共为临床输送了11个药物，有2个获批，一是泽布替尼，一是PD-1，第三款药物帕米帕利大概明年上半年能有好消息。目前我们在40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中每个病人的费用，中国差不多是美国的40%。这些全球性的临床试验，为百济神州带来的是全球声誉。”

　　中国创新药企要走出去成为全球认可的药企也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全球声誉有几方面，并不能是一步到位的。我们现在有好几个PD-1的试验在进行当中，其中一个在二三线肺癌里的三期成功了。假设我们拿这个数据到美国FDA去做申报，拿到批准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想再加个药，就可以很容易做这个事，而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就要拿别人PD-1做对比，或者别人也可以买我们的PD-1做对比。我们可以在上面不断地累积，形成一个长远的效应，这同时也会为营收助益，但这不是一开始就能显示出来的，而且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个compoundX，再加个compoundY，那它的revenue都会上去了。”

　　在国内如火如荼的PD-1/L1市场，百济同样是“入局者”。

　　今年的医保谈判箭在弦上，按照此前国家医保局发布的《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方案来看，10-11月为谈判和竞价阶段，就拟纳入谈判和竞价的药品征求相关企业意向。根据企业意向，组织其按要求提交谈判（竞价）材料。组织测算专家通过基金测算、药物经济学等方法开展评估，并提出评估意见。谈判专家根据评估意见与企业开展谈判或竞价，确定全国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同步明确管理政策。

　　11-12月为公布结果阶段：公布药品目录调整结果，发布新版药品目录，同步明确管理和落实要求。

　　对于医保谈判，汪来表示，“百济神州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们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做了谈判的准备，我们PD-1、BTK都是今年要进行谈判的项目。这件事情公司从上到下都很重视。谈判重要的两个点，一是进入医保以后病人的费用降低，总体来说病人承受能力增加了。第二，进医院。一旦拿到医保之后进医院会很方便，对于商业推广会有巨大地帮助。其实适当降价是需要的，让更多老百姓用到好药，用到新药，我们要一起努力共建良性的生态环境。中国自己做的药起了很大作用，是因为有了竞争，整个市场才能够进行价格的调节。但是，这个过程同时也要兼顾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研发成本，维持良性循环，让创新这件事能持续往下做。”